庞虎
（澳门威尼克斯人官网教授）
促进主体互动、塑造和谐的政治文化，是从严治党长效推进的重要保障。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强调指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为当前党群关系的和谐构建指明了方向。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划分。一般把以脑力劳动为主、并为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的人称为“政治精英”，而把那些文化水平较低、没有直接推动政治社会进步的人们称为“普通民众”。这一划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便于从定性的角度探究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但是，我们又不能由此就夸大二者的对立，而忽视彼此的沟通互动，以致影响了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
事实上，早在古代，精英与民众的互通交流就有了良好基础，表现为：
其一，文化载体的同源。语言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语言的相通能加速文化交流的进程。通常情况下，语言有“雅”、“俗”之分。在欧洲，雅言是拉丁文，经外族传入由上层贵族所独占，而地方民众则使用方言，可以与拉丁文互不相涉。双方形成的文化相对封闭、隔阂较深，增加了阶层沟通的难度。而在中国，虽然中国自古以来也有雅言传统，各地的方言也多种多样。但是，中国语言起源于本土，其演进自商周以来大体上一脉相承。汉代的《尔雅》与《方言》不是雅、俗的隔离，而是沟通二者的工具，《尔雅》不但以今语释古语，而且还以俗语释雅言，雅言只是对本土语言的标准化。语言的同源同质为不同阶层的文化沟通提供了便利。
其二，人员构成的流动。精英与民众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在等级森严的古代阶级社会，仍然存在互通的桥梁。孔子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经商者、贫贱者、务农者均可接受教育，突破除了等级、宗族和地域的限制。之后，官学与私学并存的教育模式得以延续，给更多下层民众跻身为社会精英提供了可能。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取代了唯门第定等级的九品中正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唯才是举，给僵化的传统社会系统打开了缺口，为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古代文化精英大多缺乏独立地位，往往依附于某些官僚幕府成为食客；或者四处游说，力图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这就使精英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而不能自主，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一旦失宠，文化精英的处境就一落千丈，沦为平民，甚至衣食无缘、穷困潦倒，被迫投奔绿林，成为一介“草民”。
其三，思想观念的沟通。精英与民众间的思想沟通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形：（1）自上而下式的教化。精英们为推行自己的思想，总是力图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然后借助政治力量向民众强制灌输。他们还积极倡导自我完善，以修身为立命之本，力图凭借“圣贤”式的人格魅力去感化民众，迁移默化中达到思想教化的目的。（2）自下而上式的影响。民间思想是文化精英的创作源泉。汉朝时就专门设立乐府，有系统地在各地搜集民间风俗，然后经过加工整理上升为精英的经典作品。民众也经常通过起义、叛乱等非常规途径影响精英，促使精英们意识到民众的威力，使他们的思想体现民众的某些愿望。（3）上下共享式的互通。在精英与民众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若干稳定的、共享的社会价值、文化资源。这样的文化既是上层的，又是民间的。
近代以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普及，精英与民众的沟通也进入了新阶段，使古代以来的良性互动得以延续和发展。但同时也隐含着众多的曲折、犹豫和徘徊，表现为：
其一，政治情结与文化视野的冲突。近代以来，各路精英与传统的士大夫群体一脉相承，他们身兼两任，既是文化价值的维系者，同时又是政治规范的辩护者。事实上，鱼和熊掌很难兼得。随着近代外敌入侵，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对形势的变化，精英们最终将文化责任让位于政治使命，甚至为了团结斗争的需要，不得不放弃精英本应具有的批判精神，转而向封建残余妥协。这种对政治的过分依附，或许可以短时间内起到动员民众的轰动效应，但由于降低了文化的认同，使精英与民众沟通的长效机制没能形成。
其二，启蒙他人与自我启蒙的分离。中国的精英们总是具有“为天下师”的传统心态，他们以自身的文化优势，充当着社会启蒙者的角色。就其精神而言，应当承认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非常可贵的。然而在近代中国，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真正的智者却太少了。精英们在履行启蒙使命的同时，忽略甚至刻意掩盖了自身的缺陷，降低了对自我的要求。况且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精英们对充当启蒙工具的西方政治学说来不及系统研究，连自己都一知半解，更别说文化修养相对较低的普通民众了。结果，在自救与拯救的不和谐变奏中，精英们的呐喊很难获得民众的共鸣，其发动的一系列启蒙运动也往往昙花一现、收效甚微。
其三，化大众与大众化的纠葛。在启蒙心态的影响下，精英们敏锐地察觉了民众的弊端，认识到化大众的历史紧迫性。为了完成化大众的神圣使命,精英们逐渐走出亭台楼阁，深入街头民巷，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无疑为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反智主义”的泛滥又把这一契机推向了极端。为动员民众，人们普遍贬低精英群体，极力把民众进行理想化，甚至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革命的领导者并非工人，也非农民，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为了避免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不得不溶入工农，在“彻底大众化”、“永远成为农民”的喧嚣声中，彻底丧失了自信和独立精神。于是，“化大众”演变为“大众化”，文化的“大众化”又进而蜕变为人的“大众化”。
其四，终极价值与世俗关怀的偏颇。精英们习惯以“超脱”姿态，努力构织终极理想。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等都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的倾向，并且他们对这种完美理想的追求主要又基于伦理道德层面之上，关注的是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而忽视了民众最为关心的民权民生问题，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使“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风靡一时。但对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民众来说，这些主义却无疑是空中楼阁，即使暂时为其新奇所吸引，但终究会因为缺乏世俗的根基而疏远。结果民众只是消极的看客，精英则成为尴尬的示者。
总结过去，是为了开辟未来。在和谐已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在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以确保党群互动的持续推进。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其一，平等原则。
精英与民众作为平等的政治主体，并非彼此消融、相互牵制，也不是互不相干、各自为政，而是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和谐共进而又相对独立的关系。首先，党内精英应该化解启蒙心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民众。以往特有的文化背景塑造了精英特殊的历史权威。但是随着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民众已不是封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而逐渐成为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型主体。新时期必须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认识民众，真正反映民众的心声，表达民众的意愿，引起社会的共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获得交流互动的基础。其次，民众也不能消溶精英。民众不是万能的，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其巨大的威力也很难保证科学的方向。党内精英应该以正义的精神去影响民众，以高尚的形象去引导民众，而不是直接溶入民众群体。所谓的“大众化”也应该明确界定为政策解读、思想宣传的大众化，而不能是精英自身的大众化。党内精英应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继续在理论构建和社会引领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推进中谋求自己的地位。
其二，开放原则。当今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多元化已成为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个人或群体都可以创造和拥有自己的文化。官方文化直接服务于政治，具有显明的意识形态性，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对于稳定社会、凝聚民心发挥着重要功能。精英文化是指某些精英群体所构建和传播的文化，它倡导人文价值，引导时代潮流，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灵魂和先锋。大众文化则一般采取非文本的形式，灵活多样，覆盖广泛，有较强的适应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各个文化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只有历经官方文化的导向、精英文化的优化、大众文化的普及的三者结合，才能形成多元、生态的文化体系。
其三，理性原则。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不是一时之举，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旧的观念作为长期实践的产物，一旦固定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积淀，就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并不会因为几个精英的呐喊而立即消除，而总是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渐进演变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老交替和文化转型，在对文化的心理认同中，架构起和谐互动的桥梁。特别要抛弃以往过分依靠大规模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来促进阶层流动的运行方式。这一方式曾经促成了文革年代“造反”式的沟通机制，结果使得群情、激情达到了难以克制的程度，任何理性抛之脑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想力挽狂澜，也最终以失败告终。新时期政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握科学的发展航向，遵循与时俱进的崭新思维，有计划、有步骤地胜利推进，决不能也没有必要再追求群众运动所带来的虚假繁荣。
